沃氏，太甲子沃丁之后（《广韵》二《沃》，《通志·氏族略》）。

汲冢书《纪年》称：「伊尹放太甲于桐，尹乃自立。暨即位，于太甲七年，太甲潜出自桐，杀伊尹。乃立其子伊陟、伊奋，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」。杜氏注《春秋左氏》经传既终，始获是书，因纪于后，意有惑其事，乃曰：「《左氏传》：伊尹放太甲而相之，卒无怨色。然则太甲虽见放，还杀伊尹，而犹以其子为相也。此为大与《尚书·叙》说太甲事乖异，不知老叟伏生或致昏忘，将此古书亦当杂记，未足以取审也」。余以为元凯之不章明于此也，非耳。且伊尹相汤，功其大矣。太甲嗣位，《书》称「不惠于阿衡」，尹作书以训之。甲再不听命，尹乃营桐宫以放太甲，能迁厥德，改厥行，既三年，尹奉以复其位。《书》有《太甲》三篇载其事。其上篇曰：「王徂桐宫居忧，克终允德」。孔氏《传》谓「往入桐宫居忧位」，「能思念其祖，终其信德」也。其中篇曰：「惟三祀，十有二月朔，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」。谓其甲既终其信德，尹乃复之也。尹遂作书美之曰：「皇天眷佑有商，俾嗣王克终允德」。是其甲能易成其善也。甲遂听其言，而谢己过，曰「拜手稽首」云。尹乃复训以后书。盖以甲之知其先王之法度，可与居于位也。尹既正其甲于不道，已老，将告归，复作《咸有一德》之篇，以戒于甲，书曰：「伊尹既复政厥辟，将告归，乃陈戒于德」。又有《沃丁》篇序云：「沃丁既葬伊尹于亳，咎单遂训伊尹事，作《沃丁」》。今虽其辞已亡，独孔氏《传》曰：「沃丁，太甲子。伊尹既致仕，老，终以三公礼葬」，「训畅其所行功德之事」，乃「作此篇以戒也」。是其甲与尹之始终事情毕见于此，竟无言诛尹之说。又有伊陟相太戊，作《咸乂》之篇，是其子复佐于后王也，亦不云甲复立其子也。又有高宗《说命》之篇曰：「昔先正保衡，作我先王」。下云：「格于皇天，尔尚明保予，罔俾阿衡，专美有商」。是其后王极诵其先臣之休烈，以冀说企及也。又《周书·君奭》篇云：「在太甲，时则有若保衡；在太戊，时则有若伊陟」。是其君臣悉见其父子间保全令德也。元凯以《纪年》之辞，遽惑于此。茍伊尹为臣，能放其君，是其政在尹也，能制于甲矣，岂甲反能以不道害之乎？且尹之相汤伐桀，以成其功，民咸知尹而辅矣；复以其自立为君，而又七年以永其位，若是，何有甲之所能哉？既云尹乃自立，是因事而夺君位也，为逆甚矣。太甲能潜出以诛之，岂肯反用其子乎？必以反用其子，其子果肯以平心而事其甲乎？尽道而佐其甲乎？足以明其《纪年》之文，夫子没后诸国杂乱之编记者也，不足取耳。元凯不自悟，反疑伏生以老耋恐致昏忘，一何甚哉！且安国叙《书》云：「济南伏生，年过九十，失其本经，口以传授，裁二十馀篇。后至鲁共王坏孔子宅，于壁间得古文科斗之《书》，遂以所闻伏生之口传者，考论文义，定其可知者，又得二十五篇」。是其伏生当时所诵之书，于壁间科斗古文證定其真伪也，亦无误耳。其所误者，《舜典》合于《尧典》，《益稷》合于《皋陶谟》，《盘庚》三篇合为一，《康王之诰》合于《顾命》，序悉言之备矣。茍伊尹实诛，即前数篇之书，凭何而作出？既无所作而出，伏生有误，即古文科斗寻亦證矣。何其汉代诸儒暨安国亦若是耳，独《舜典》已下能辩之哉？倘伏生之有昏忘，而安国之徒何在焉？是以伏生所记之《书》，胡得其误也？元凯之知且识也，何可更言或致昏忘哉？此事尤甚昭然也。若曰将此《纪年》之书疑其杂乱，未足以取审，则察以前事，止可独曰此书若是，有所杂乱者；不可兼曰老叟之昏忘也，果是真伪不分矣。或曰：「《纪年》之书，皆科斗文字，非秦汉之所书也，斯非子谓六经皆孔子之撰述者于家，有殊古史，孔子异其伊尹、太甲事，以成其书，训于世耳。汲冢之书勿是其世之本耶？壁间之书勿是其家之书也」？予曰：「然。若吾所谓夫子之所作，固然矣。且夫子之大圣，公是而公非，观虞夏以来之事，各用其微而彰其巨，必以质其本矣。岂独于商也有所私而易其元乎」？或曰：「子谓诛尹之说既为非矣，且太甲居桐三年，天下其谁是君？《纪年》谓尹乃自立者，此勿有所赖欤」？予曰：「古者君丧嗣立，谅闇者三年，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。时惟太甲于元年以被放，三年而复之，伊尹实居冢宰之位，总百官以治，非以自立也。《书》所谓『既复厥辟』者，足以明之矣」。或曰：「马迁氏《纪》云：汤崩，子太丁未立，卒，乃立丁之弟丙为君。丙即位三年，崩，立丙之弟仲壬为君。仲壬即位四年，崩，伊尹于是立太丁之子太甲，是为元年，尹作《伊训》之类之书也。如是，自汤至甲，内有两帝，复经七年，何其《伊训》序云『成汤既没，太甲元年，伊尹作《伊训》、《肆命》、《徂后》』也？又其《纪》之下辞云：『太甲既立三年，不明，伊尹放之桐』。其《太甲》篇云：『惟三祀，十有二月朔，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』。《传》谓『汤以元年十一月崩，至此二十六月，三年服阕』也。其《纪年》称仲壬即位，卿士伊尹崩，而立太甲，大与马迁之《纪》颇同，而独孔氏之书年祀帝王有此差异，孰为非乎」？予曰：「迁之书与《纪年》之书若等类也，皆非圣人之作矣，有所自，不明白其事耳」。或曰：「然何其马迁之书，其下之辞纪太甲之反政，与伊尹之卒之类，无所异其《商书》也」？予曰：「迁之著此书，当其时，盖欲自广耳。执而一纪其经之事，又惧其皆孔子之言，于己无所大也，须以参杂外之书，用混其本矣。斯亦不足致心于二三，盖诸国之杂乱者也」。呜呼！君子常谓慎其所为也，盖惧其若此之惑于后也。

《大纪》论曰：史公记汤崩，太丁早死，外丙立二年，仲壬立四年，相继而崩，然后立太甲。非其实也。何以知非其实？二帝官天下，定于与贤；三王家天下，定于立嫡。立嫡者敬宗也，敬宗者尊祖也，尊祖者所以亲亲也。兄老弟及，非所以敬宗尊祖，且本支乱而争夺起矣，岂亲亲之道哉？且成汤、伊尹以元圣之德勠力创业，乃舍嫡孙而立诸子，乱伦坏制，开后嗣争夺之端乎！公仪仲子舍孙而立子，言偃问曰：「礼欤」？孔子曰：「否，立孙」。夫孔子殷人也，宜知其先王之故矣，而不以立弟为是，此以素知其非者一也。夫贤君必能尊先王之道，不贤者反之。以殷世考之，自三宗及祖乙、祖甲，皆立子矣；立弟者盘庚耳，必有所不得已也。岂有诸圣之君皆不尊先王之制，沃丁、小甲诸中才之君反能耶？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。商自沃丁始立弟。太史公阳甲记曰：「自仲丁以来，废嫡而更立诸弟子，诸弟子或争相代立，比九世乱」。以其世考之，自沃丁至阳甲，立弟者九世，则仲丁之名误也。沃丁既以废嫡立诸弟子生乱为罪，则成汤未尝立外丙、仲壬明矣。不然，是成汤首为乱制，又可罪沃丁乎？此以事实知其非者三也。唐李淳风通于小数，犹能逆知帝王世数；以邵康节极数知来，其作《皇极经世史》，亦无外丙、仲壬名。此以历数知其非者四也。经所传者义也，史所载者事也。事有可疑，则弃事而取义可也；义有可疑，则假事以證义可也；若取事而无义，则虽无经史可也。

周公居摄七年。致政而殁。成王康王。追思其德。命鲁侯代之。祀以天子礼乐。鲁君得乘大辂。建太常。外祭郊社。内祭禘尝。虞夏商周之服器。与官兼而用之。以广鲁于天下。郢窃谓自天子至于庶人。尊卑贵贱。待礼而别。丰者不可杀。杀者不可丰。成康过赐。非礼也。鲁君受赐。亦非礼也。何则。郢闻有其位而后行典礼。仲尼不臣门人。非君也。季札不嗣吴爵。非长也。周公不王而以礼乐王者。是以非礼诬周公也。设若诬周公以非礼。曾为昊天上帝。亦可以诬乎。奈何使鲁人郊。昔孔子愤叹于衰周。而欲求礼于鲁。及观其僭。乃言曰。鲁之郊禘。非礼也。周公其衰乎。鲁用天子礼乐者。本以郊上帝。既非声名文物之当用可知矣。又恐来者以宋用王礼为疑。因言之郊也禹也。宋之郊也契也。是天子之事守也。宋二王之后。得守先祖礼乐。鲁何守而用之耶。犹恐其未能。又言曰。天子祭天地。诸侯祭社稷。祝嘏莫敢易其常古。是谓大嘏。此乃申言名位不同。礼乐亦异数之定分也。夫子之言。昭昭如揭日月。而学者或以为事更圣人。未闻可否。难措辞于鲁议者。于谦默之道则可矣。于发挥之义。恐未尽也。诗曰。尔之教矣。人胥效矣。鲁侯用王礼。其臣亦用侯之礼。故季氏舞八佾。旅泰山。设公庙。歌雍彻。嗟乎。礼之不早辨也如此。古者父为天子诸侯。子为士。祭礼从子。不得从其父。邗晋应韩武王之穆。得用备物享武王乎。若享非礼之褒。是周公不得为圣人也。如其不享。是成康祗以王者礼乐。馁周公于鲁矣。安在其为成康乎。且周公之绩。孰与伊尹。成康之明。孰与太戊。崇异伊尹。不过号为保衡。至于沃丁太戊。亦不加以王礼。或谓周公叔父也。于伊尹而为亲。故尊而异之。夫太伯太王之长子。三以天下让于王季。王季得之。以传祚于文武。故孔子曰。太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及武王克纣。追王太王王季文王。而不追王太伯。岂武王忘太伯之德而不亲乎。盖以等威之礼。名分之别。为万代之准。不为一人之私也。夫人情无常。以礼为常。以礼从情。动则为悖。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。祖宗之庙。代代不毁。大凡继体之君。皆欲尊崇其父。至于德功未著。则不敢妄加庙称者。情非不欲。限礼而已矣。故礼之行于宗庙。父子不得遂其私。而况成康又得以天下之公器大典。独私于周公乎。周公有大勋于周。土田附庸以益之则可。秬鬯圭瓒以赐之则可。若天子礼乐。成康所恃以为尊也。胡可以假人。成康虽欲尊于周公。伯禽其忍受之。以出僭其君。入陷其父乎。若周公躬制礼乐。坟土未乾。而子孙弗克负荷。首乱王者之度。孔子称其衰。不亦宜乎。

去岁抵城闉，两侍座席，重蒙旌车临访，虽得承奉音教，寔获我心，而悤悤拜违，益深怏罔。旋归村落，不敢以无益之记尘溷主书，妄意当然，非敢慢也。斗山之仰，三秋何足多邪！某有愚见，敢渎听闻。故丞相安邑先生忠献赵公，前辈冠冕，扶危定倾，勋在王室，不幸遭罹谗嫉，放死海峤。私史之禁，仿佛焚书，告讦之风，不几削迹，公之功业泯没殆亡传焉。近乡人陈傅良秀才识其孙于新昌，访以遗书，得公自为墓志，独书迁官次第，问其事则不知。刘东嘉夙掌著作，时述名臣传，求公行事，一无所得，忾愤之极，拊几而叹，为名流嗟惜如此。及今声迹未远，故老仍存，篹而录之，尚可十得四五。因循愈久，将甚于今，后人指擿先贤，必有任其咎者。伏思当时人物，惟郎中丈及徐侍郎、胡侍郎、汪尚书四人寔为耆旧。汪、胡后进，无易郎中丈及徐侍郎者。自丞相公去国，先大夫与时宰廷争，得疾下世。士夫争逐时好，挂冠而去，惟郎中丈一人。忠献之薨，无敢会其葬者，郡吏承望风指，至用私酿逮捕忠献家人，郎中奋不顾身，不远千里，临哭其墓，时宰为问，以寔告之。于忠献公可以为无愧矣。窃惟伊尹之事，非皋单莫能训；问礼周室，舍伯阳父将安之？忠献出处之详，撰而述焉，附见诸公之事，继沃丁之作，接柱史之告，其惟郎中丈洎徐侍郎乎？有如尊年倦于简削，汪尚书老于文学（其婿也。），又尝为忠献公所知，足可与共成之。唐韩退之、柳子厚与张睢阳、段太尉，初无雅故，尚为傅益其传，上逸事于史官。古人之于前贤，惧其埋没乃尔。忠献于郎中丈知己，其何辞乎？某方贻秀州郑伯英判官书，属以此告徐侍郎，尚几一二老成存神故实，慨然直笔，俾后生有述焉，其为训益来世大矣，不识台意以为如何（云。）？

郑景元书属以语徐侍郎者略同（但字君举宾之尔。）。「必有任其咎者」之下云：「伏思当时人物，惟侍郎丈及喻郎中、汪尚书、胡侍郎四人尚无恙。郎中疏矣，汪、胡在一时为后进，公所尊重，无易侍郎丈者。昔先大夫与侍郎丈俱为忠献公所知遇。忠献镇东浙，侍郎不旋踵又去，先大夫为忠献禀目，字侍郎曰：『稚山去矣，某其可留』！因与时宰廷争，得疾还舍，遂弃诸孤。思之痛心，不忍复道。窃惟伊尹（云）。倦于简削，知府固大手笔，足可口授书之（云）。某于侍郎为通家子，外舅孙帅亦与侍郎父子厚善，某皆曾参拜，然不敢率然冒贡函书，惧无因而至前，重得罪于门下，因见为以愚意白之，所望老成」（云）。

夏桀在位五十有二年，汤受天命，放南巢，实甲寅之历也，是为成汤之元。不踰年而改元革命，异乎继世之君也。推之于历，《考灵曜》、《春秋纬命历》皆本于甲寅元。汉安帝延光二年，中谒者亶诵、侍中施延、河尹李祉、太子舍人李泓及灵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冯光、沛相上计掾陈晃皆言历元不正，当用甲寅为元。议郎蔡邕议之曰：「历法，黄帝、颛顼、夏、殷、周、鲁凡六家，各自有元。光、晃所据，则殷历元也」。然则甲寅为殷汤之元也审矣。或曰：历黄帝用辛卯，颛顼用乙卯，虞用戊午，夏用甲寅，殷用甲寅，周用丁巳，鲁用庚子。黄帝、颛顼、虞、夏、周、鲁未必皆元也，何独甲寅以之为商汤之元哉？曰：时君各因事而命，其历不同也。至于殷元甲寅，则历家皆因之而起算云尔。周大象元年，太史上士马显等表言曰：「夏乘殷，斟酌前代历，变壬子元用甲寅」。其言是也。古诸儒生皆以为孔子用殷甲寅历。汉刘洪于历最善，其表言曰：「甲寅历于孔子时效」。窃以《春秋纬命历》推之，可信洪言。而《公子谱》所谓商起庚戌，终戊寅者非也。《帝王谱》谓汤元年壬寅，《一行历》谓成汤伐桀，岁在壬戌，皆非也。《外传》曰「晋之始封也，岁在大火，阏伯之星也，实纪商人」，韦昭曰「商主大火」，其果合于甲寅乎？曰：成汤六年甲寅，上推桀元年癸亥，实见岁在大火。如鲁僖公五年丙寅，亦岁在大火，上推之于其元年壬戌，实见岁在大火，此固得以为甲寅也。或曰：以夏正论之，大火卯也，此得以为甲寅，何也？曰：夏后氏建寅，商人建丑，周人建子，因其所建不同而然也。鲁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，鲁史失闰，至《甘传》与《纬》不同。唐一行曰：周历得己丑二分，殷历得庚寅一分，殷历南至常在十月晦，则中气后天也。周历蚀朔差经或二日，则合朔先天也。《传》所据者周历也，《纬》所据者殷历也。气合于传，朔合于纬，斯得之矣。以此观之，既其所建不同，则大火先得以为寅也。殷人建丑，以十一月朔旦冬至为元首，始变虞夏之历也。《世纪》《公子谱》《三统历》皆曰汤在位十三年，今定著元甲寅，则十有三年，丙寅之历也。孟子曰：「汤崩，太丁未立」。夫所谓未立者，言尝立之为君，不踰年而卒，未得立以为君也。《春秋》之法，不踰年之君书之曰子，而不书之为君。书之为君则不可，而数之则可也。不然，孟子何以数之耶？《外传》以谓商之飨国三十一王，并太丁而君之，则非也。《世纪》、《三统历》亦曰「殷世三十一王」，惑于《外传》之论也。《公子谱》谓三十王是也。孟子曰：「外丙二年、仲壬四年，太甲颠覆汤之典刑，伊尹放之于桐三年。太甲悔过，自怨自艾于桐，处仁迁义，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已也，复归于亳」。太史迁作《商本纪》曰：「太子太丁未立而卒，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，是为帝外丙。帝外丙即位三年崩，立外丙之弟仲壬，是为帝仲壬。帝仲壬即位四年崩」。及《世纪》所载皆是也。《本纪》《公子谱》以外丙即位三年，则非也，《世纪》谓外丙即位二年，与孟子合，而得商享年之数也。孔安国、顾氏、孔颖达辈徒见《伊训》之文曰「成汤没，太甲元年，伊尹作《伊训》」，遂以谓太甲继汤而无外丙、仲壬，反以太史迁、皇甫谧、刘歆，班固为非，何其妄也！盖不知伊尹以成汤之训训太甲，孔子本原伊尹训太甲盛衰污隆之意而序之，非谓成汤之于太甲先后世次也。如夫子于《易》曰：「包羲氏没，神农氏作，神农氏没，黄帝、尧舜氏作」。皆本其治之相成也，非谓其时之相继也。黄帝之后，岂不有少昊、颛顼、帝喾之君欤？仲壬四年而崩、壬申之历也。越明年癸酉，太甲之元也。《三统历》太甲元年乙巳，《元嘉历》太甲元年癸亥，《一行历》太甲二年壬午，三者皆非也。沃丁在位二十有九年，或以谓三十年。小甲在位或以谓三十六年，或以谓二十二年，或以谓十七年。雍己在位或以谓十三年，或以谓十二年。中丁在位或以谓十二年，或以谓十一年。外壬在位或以十五年，或以谓五年。沃甲在位或以谓二十年，或以谓二十五年。祖丁在位或以谓三十二年，或以谓三十三年。盘庚在位或以谓十八年，或以谓二十八年。小乙在位或以谓二十一年，或以谓二十年。廪辛在位或以谓五年，或以谓六年。庚丁在位或以谓六年，或以谓二十一年。武乙在位，或以谓三十七年，或以谓七年。若夫沃丁之立三十年，小甲之立二十有二年，若有七年，雍己之立十有二年，中丁之立十有一年，外壬之立五年，沃甲之立二十有五年，祖丁之立三十有三年，盘庚之立二十有八年，小乙之立二十年，廪辛之立六年，庚丁之立二十有一年，武乙之立七年，则皆与商之享年不合，诚非矣。商享年六百二十有九，诸书皆同。

汤崩，太丁未立，外丙二年，仲壬四年，太甲放桐，殷人之制，兄亡弟及，此先儒据一代成法，而有是言。然观商六百馀年间，自沃丁以降，立弟者十一君；自太甲以降，立适者十二君。然则两说，亦相半耳。成汤既没之后，经无明文。太史公以来，诸儒从外丙、仲壬更立之说，为立弟；河南邵氏、程氏，从汉孔氏外丙、仲壬不立，而太甲径立之说，为立适。愚窃考殷人当日之制，有适则立适，太甲以下是也；无适则立弟，沃丁以下是也。废适而他立则乱，太史公所指仲丁以来九世大乱是也。五峰诋史迁，而欲改《史记》本文仲丁为沃丁，以为自沃丁至阳甲，恰九世乱。愚皆不敢以为然。按《史记》云：「自仲丁以来，废适而更立诸弟，弟子或争相代立，比九世乱，于是诸侯莫朝」。此史迁本文也。据仲丁立其弟外壬，外壬立其弟河亶甲，意当时仲丁、外壬未必无适，乃再世立弟，所谓废适也，乱之始也。至若祖辛舍其子祖丁不立，而立其弟沃甲，沃甲舍其子南庚不立，而立祖辛之子祖丁，祖丁舍其子阳甲不立，而立其诸父沃甲子南庚，南庚又复立祖丁之子阳甲，所谓更立诸弟子也。于是仲丁以来，九世乱矣。盖凡史迁之说，非以无适而立弟之子为乱也，以废适而立弟之子为乱也。盖亦非直以立弟之为乱也，以立弟之子之为乱也。盖自仲丁以来方有此，仲丁而上不与焉。此名何尝误？就如胡氏之说，必以仲丁为沃丁，遂谓其立弟九世，而九世生乱。愚谓有以质之。自沃丁立弟而后，雍己立其弟为太戊，太戊且能中兴商室矣，安在其为乱乎？大抵商人立弟非乱制，惟废适乃乱制。太史公既知其说，则不当复录外丙、仲壬以为世次矣。使当时不立太甲而立丙壬，是废适也。恐汤尹之时已乱，而何必仲丁以来哉！近世大儒，有专攻《书序》者，背河南程、邵之说，以为太甲服仲壬之丧，为仲壬之后也。夫营桐宫，汤之葬地也。密迩先王之训，汤之训也。太甲以兄子服叔父仲壬之丧，而欲其思乃祖成汤之训，以为迁善改过之地。伊尹之谋，何其迂且拙耶！故并辨之。